隨著近數十年中國大陸考古學的勃興與發展，大量富有史料價值的出土文獻呈現在歷史學者眼前。先秦兩漢史的研究與教學涉及出土文獻，甚至以之為主要內容，已成常態。先秦與秦漢雖是兩個不同的斷代，但在政治制度、社會經濟、學術思想等領域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，出土文獻尤其如此。然因先秦出土文獻的解讀須仰賴古文字學的訓練，秦漢出土文獻的內容與性質又與先秦多有不同，先秦與秦漢的出土文獻研究遂長期分化成兩個領域，幾成不相聞問之局。隨著古文字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文字編等工具書的編纂，歷史學者已可較為迅速有效地掌握古文字學的基礎知識；而隨著秦漢史研究的進展，學者也越來越需要進一步了解秦漢帝國的前身──商周王朝的歷史，藉此究明秦漢時期的歷史現象從何而來。本課程擬以秦漢出土文獻為主軸，上溯相關的先秦出土文獻，並介紹一定的古文字學與考古學基礎知識。為了較深入解讀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的內容與性質，本課程擬分簡帛、石刻、金文與甲骨諸方面講授及研討。

 

簡帛就內容而言，可分典籍與文書兩大類。前者如郭店楚簡，大幅改變了學界對《老子》成書與流傳情形的認識；後者如里耶秦簡，讓我們首次窺見秦代洞庭郡陵縣的地方行政運作情形。就出土性質而言，簡帛又可分遺址簡與墓葬簡兩大類。前者如居延漢簡，讓我們瞭解兩千年前邊境戍卒的生活情況；後者如睡虎地秦簡，呈現了地方小吏的知識結構與精神面貌。本課程望較全面涵蓋簡帛的時代、地域、內容及出土性質等差異，同時反思目前簡帛分類的侷限。以出土於湖北墓葬的漢初張家山《二年律令》為例：律令屬於典籍抑或文書？作為隨葬品的法律是否能反映現實？漢初律令是否可當作秦代史料？經過特意摘錄的法律會否僅適用於當地？只有充分回答這些問題，出土簡帛才能成為更加精確可靠的史料，運用於歷史研究之中。為了充分汲取日本學界的簡牘文書學研究方法，本課程亦注重探討冊書、版牘、楬、觚等不同形制簡牘的異同，並安排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居延漢簡，使學生對簡帛有更多直觀認識。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已公布的出土簡帛數目約十萬枚，已出土簡帛數目約二十萬枚，加上尚埋藏於地下的簡帛，簡帛學與戰國秦漢史的研究熱潮必會攀上新的高峰，本課程希望為學生打下「預流」的基礎。

除簡帛外，石刻、金文與甲骨亦為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的重要類別。傳世的秦國石鼓文與漢碑是傳統金石學得以成立的重要文獻之一，近出漢碑與漢墓石刻亦透露大量漢代社會與政治史的訊息。戰國秦漢金文以「物勒工名」的官府銘刻為主，璽印與封泥更以官印為大宗，皆留下了豐富的官制與地理史料。西周春秋青銅器銘文是構建當時歷史的重要材料，殷墟甲骨更幾乎成為研究商代史的唯一文獻。本課程希望提供學生對先秦兩漢金石資料有一概括式的瞭解。

 

出土文獻同時也是出土文物。我們除了關注出土文獻的文字內容，亦應關注其物質形式及出土環境，方能更準確地理解其史料價值。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，絕大部分沒有文字內容，但這並不意味其史料價值一定低於出土文獻。事實上出土文獻的性質經常憑藉沒有文字的出土文物做出判斷，而出土文物的圖象意涵同樣值得我們關注，作為史料的出土文物，不須文字便可獨立「說話」。因此研究戰國秦漢史的學者不僅要能解讀出土文獻，更須具備解讀出土文物所承載訊息的素養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已屬考古學與藝術史的範疇，戰國秦漢史必須跨學科。本課程希望以帶有文字的漢代畫象石與曹操墓等出土文物為例，引領學生瞭解考古學與藝術史的基礎觀念，進而探討出土文物如何應用於歷史研究。